2014年3月6日兩會期間討論按照城鎮化的規律來講，中國在十年內不大可能出現全面崩盤，但如果不注意調控，局部城市可能出現類似鄂爾多斯、溫州、海南的情況。“房價分化現象將來會越來越嚴重，但10年內中國房地產不可能出現大的危機，因為還要解決‘三個1億人’的問題：促進約1億農業轉移人口落戶城鎮，改造約1億人居住的城鎮棚戶區和城中村，引導約1億人在中西部地區就近城鎮化。”“房地產全面崩盤不大可能，但是局部地區、個別城市如果不注意調控，就會出現像鄂爾多斯等地那樣的情況，需要注意。”
房地產價格分化現象嚴重“雙向調控”十年內不大可能出現全面崩盤兩類城市需要調控對于房地產調控的直接表述為，針對不同城市情況分類調控，增加中小套型商品房和共有產權住房供應，抑制投機投資性需求，促進房地產市場持續健康發展。對于上述“不同城市”，按照住建部掌握的情況，今年以來絕大多數城市市場比較穩定。“穩定”的內涵在于：供應量平穩上升，銷售量也呈平穩上升狀態。在此之外，少數兩類城市屬于特例。今年1-2月的數據表明，部分熱點城市雖然交易量比去年同期有所下降，但總體還是供應不足，供需矛盾比較突出，房價上漲壓力仍然很大。房屋加固改造公司|http://www.bjmpa.cn/對于這一類城市，今年的市場調控工作主要是：1.，要千方百計增加普通商品住房供應，特別是中小套型商品房的供應。住建部已經跟國土部商定，對這類城市今年繼續增加住宅用地供應，也要加快普通房建設和開發的節奏。2.為緩解供求矛盾，繼續采取相關的調控措施，包括差別化的信貸和稅收政策。與之相對，另外一部分城市商品房庫存量比較大。其原因是在一定時期內，雖然交易量在上漲，但新建、新上市的商品住房的上漲速度高于消費的增長速度，所以造成階段性的庫存量大。
一個城市比較理想的商品住房的存量應該是月銷售的12倍到15倍。也即，市場存量可以支撐12-15個月的庫存需求。上述城市都超出了合理區間。對于后者，要控制今年住宅用地的規模，調整新建商品住房上市的結構，通過必要的經濟手段來支持當地居民合理的住房需求，消化庫存。杭州降價屬“打折促銷”杭州市部分樓盤出現開盤價大幅下調的現象，不僅引發“崩盤”的市場恐慌，而且造成房地產板塊股票連日下跌。杭州市有關部門就此做出介紹。“杭州市的幾個樓盤打折促銷是事實。”而且通過打折，居民踴躍買房，并造成一房難求的局面，打折的項目也很快售罄。媒體給出的信息并不完整，僅僅報道降價，忽視了打折之后的市場表現，從而帶來另一種導向。
在我國房地產發展史上，有過數次“崩盤”的記錄。其中最為人熟知的，當屬上世紀90年代海南房地產泡沫的破裂，以及2011年以來，溫州、鄂爾多斯的房價暴跌，這種局面已危及金融安全、實體產業和當地經濟發展。近期，貴陽、營口、常州等城市不斷被爆出房屋過剩的情況，并引發對三四線城市市場“崩盤”的擔心。根據國家統計局統計，近幾個月來，全國70個大中城市的房價上漲速度正在放緩，房價下跌的城市逐漸增加。仇保興表示，目前全國有十多個城市的房價收入比是超過10的，但對于絕大多數城市來說，該指標正處在下跌中，且分化的現象將會越來越嚴重。“我要糾正，昨天一篇新聞說報告沒有提‘房地產調控’，事實并非如此。”6日的小組討論會上，全國政協委員、住建部副部長仇保興在發言時糾正個別媒體的提法，“報告明確提出，針對不同城市情況分類調控。”
2014年3月6日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就“完善住房保障機制”論述了本屆政府的房地產調控思路“房地產全面崩盤不大可能，但是局部地區、個別城市如果不注意調控，就會出現像鄂爾多斯等地那樣的情況，需要注意。”報告以全體人民住有所居為目標，堅持分類指導、分步實施、分級負責，加大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設力度。“提出分類調控，實際上就是不能開一個藥方大家都治病，必須分類。”‘增加中小套型商品房和共有產權住房供應’，就是要解決中間層、低收入階層的住房問題，而且報告確定了一個目標，今年新開工700萬套以上。“更重要的是，報告講了要‘抑制投機投資性需求’。”說房價被綁架或者難以控制，關鍵就是投資和投機在起作用。“這幾句話組合起來看，構成明晰的、實事求是的房地產調控思路。”。
房地產業走向“以管代調”今年樓市是否還應出臺調控政策，分類調控是否就是雙向調控？似乎變得撲朔迷離。今年“罕見”地未提房地產調控和遏制房價過快上漲勢頭，僅在完善住房保障機制中點了一句“針對不同城市情況分類調控”。2013年中央政府房市調控“真空”，政府工作報告向市場傳遞出兩大關鍵信息：1.在完善住房保障機制下的分類調控，不是住建部負責人提的雙向調控；2.在重點傾向保障房體系的構建等背景下，房地產調控十年了首次“退出”政府工作報告，很可能透射出商品房市場將遵循簡政放權改革思路，逐漸放松管控，不再出臺帶有明顯行政色彩的調控政策。如果今年中央政府繼續堅持“不干預”的理念，尤其是在房價理性回歸過程中，不再像2009年出臺房地產刺激政策，那對房市的健康發展無疑是一大好事，對經濟也是一大幸事。環顧自2005年以來的樓市調控和房價走勢，不難發現與樓市調控如影隨形的是房價的節節攀升和泡沫化。之所以出現這種事與愿違的結果，雖然可以用因缺乏調控經驗的“政策試錯”來詮釋，但根本上源自樓市調控本身就混淆了權力與市場的邊界，忽視市場規律和邏輯，進而導致不合理的市場干預。近年來的調控從供給管理到需求管制，再到供需雙向調控，其力度不可謂不大，但在持續多年的寬松財金政策背景下，這種人為限制和調控市場供需的手段，最終都蛻變成了市場對監管的套利，進而強化了市場對房價走高之預期。這種樓市調控與房價相互攀比的格局，與過去決策層在房市抉擇中缺乏“定力”，出臺被市場牽著鼻子走的樓市調控政策直接相關。
最為典型的如限購和以打擊投資投機性需求所采取的增加交易成本政策，本來長期以來快速增長的房地產投資已導致了城市住房空置率高企，對癥下藥的方法應是最大限度地降低市場交易成本和壁壘，鼓勵存量房交易，而限購和增加房產交易成本，實際使大量本應進入市場交易的住房閑置化，使房價越來越取決于受人為干預的新建房，進而強化房價上漲預期，使囤房式價差套利交易大行其道。當前淡化樓市調控，反映決策層越發明確，房市走向是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的結果，而決定市場走向的信息分散在不同的市場主體中，再強大的政府都不可能獲得決定市場走勢的所有信息，通過調控來轉變市場預期必將以扭曲市場信號為代價。而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政府主要做好事中事后監管，維護市場交易秩序正義。“目前我國各地房地產市場明顯呈現出了差異化的局面，一線城市房價高企，而三四線城市房價處于停漲甚至下跌的狀態。”過去的樓市調控政策基本是“一刀切”模式，如今報告提出分類調控，更符合當前實際情況，防止誤傷剛需。
